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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湖南两幼儿好奇去舔清洁剂,亚硝酸盐中毒致一人身亡

@潇湘晨报 4月11日消息,因为好奇,湖南郴州的两名幼儿用舌头品尝捡到瓶子里装的清洁剂,导致亚硝酸盐中毒,一名中毒患儿在送往医院途中已抢救无效死亡,另外一名患儿经湖南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及时抢救,目前已出院。母亲称,当时自己在做饭并没有注意到孩子。

来源:@潇湘晨报

原标题:扫黄打非办推进三大行动,严打利用APP商店传播有害信息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微博4月9日消息,按照2018年“扫黄打非”行动方案和第三十一次全国“扫黄打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要求,从年初开始,各地“扫黄打非”办公室和网信、公安、文化、新闻出版广电等成员单位迅速行动,聚焦网络文化环境问题,组织开展集中整治,严格市场监管,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近日,为推进“净网2018”“护苗2018”“秋风2018”等专项行动深入开展取得更大成效,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作出专门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即日起至11月,围绕打击非法有害出版活动、淫秽色情低俗信息、新闻“三假”和侵权盗版等重点任务,抓住人民群众高度关心的问题,紧盯网上网下重要传播渠道,精准发力,重拳出击,持续净化社会文化环境。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强调,开展“净网2018”专项行动,将集中力量专项整治问题多发的五个领域:一是严厉打击利用云盘、APP应用商店传播有害信息活动,及时处置相关有害信息、淫秽色情低俗信息。二是查处违法违规网络直播平台,及时取缔地下网络直播平台,从严打击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平台和违法直播聚合软件。三是规范整治违法违规网络游戏,坚决下架未经审批上线运营的网络游戏,处置含有害和不良信息内容的网络游戏,打击淫秽色情、赌博类等网络游戏。四是大力整顿非法网络群组,严打通过群组贩卖色情信息的不法分子,对相关案件一查到底,摧毁整个犯罪网络。五是深入清理非法弹窗广告,严查登载含淫秽色情等有害内容广告的网站,严惩为淫秽色情网站提供资金或费用结算服务的网络联盟,斩断淫秽色情信息传播利益链条。

开展“护苗2018”专项行动,重在构建集政府监管、企业自律、基层参与为一体的“护苗”综合安全体系。组织开展中小学校园周边文化市场环境、涉未成年人网络有害信息两个专项整治,一是集中清查校园周边出版物及文化用品经营等场所,重点打击无证销售出版物、销售盗版少儿出版物和销售含有淫秽色情、暴力恐怖等内容的少儿出版物活动,确保校园周边文化环境规范有序;二是及时发现清理网上涉少儿非法有害出版物及信息,重点清查存在问题较多的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短视频、教育类APP等领域,确保网站、互联网应用软件等不传播防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内容。坚持打防并举,组织开展“绿书签”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自觉远离和抵制有害出版物和信息。

开展“秋风2018”专项行动,重在规范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传播秩序。一是严厉打击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者及新闻敲诈勒索行为,坚决整治不法机构设立编辑部、假冒学术期刊发文牟利的黑色产业链条;二是坚决查处各类侵权盗版活动,包括利用网站、微店销售侵权盗版出版物、学校内部及其周边复印店侵权盗版行为。三是规范整治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出版物行为,从严查处不严格履行主体责任、问题整改不力的电商平台,严肃追究销售非法出版物店铺经营者的责任。四是整治非法编辑出版图书报刊问题,收缴各类非法报刊,彻查编印发环节,打击违法犯罪分子,对违法违规的出版单位,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坚决依法依纪处理。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负责同志介绍,今年“扫黄打非”工作部署早、行动快、开局好。年初,“扫黄打非”部门针对违法违规网络直播、网络游戏、邪典“动漫”视频等问题展开整治,取得明显效果,社会反响良好。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此次推进,强化研判、突出重点,着重明确各个专项行动的重点任务、时间步骤、方法举措,以及组织领导、案件查办、督导检查等具体要求,以推动专项行动抓实抓细抓到位,取得更好成效,大力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

来源:@扫黄打非

马秀岚,李静

“大家都挺盲目的吧,等于现在是一地鸡毛。”无人货架企业领蛙的天使投资人蒋海炳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对如今的无人货架行业评论道。

半年时间,无人货架行业的风口悄然过去,一些企业离场,一些企业为了讲故事把无人货架变成了智能货柜。除了已经宣布转型智能货柜的企业便利蜂,本报记者从多位无人货架企业的市场推广人士和智能货柜生产商处了解到,果小美、猩便利、每日优鲜等都在准备布局智能货柜。

风口半年就结束了

无人货架行业的风口来得也快去得也快。友盒便利创始人陈惠鲁告诉本报记者,友盒现在也在尝试从货架运营模式和供应链做调整,来适应行业的变化。“从年初开始很多玩家都退出了,目前大概还剩四五家吧。资本的态度也在改变,无人货架企业的模式上必须有更多的创新,单纯的铺货架而不做经营的优化,猩便利已经证明了这条路不可行。”

无人货架行业在2017年下半年迎来风口,最疯狂的时候行业涌进来50多家企业,融资额近30亿元。

2018年初,猩便利便传出裁员、撤站,便利蜂也被爆出现裁员转型。

3月14日,据便利蜂内部员工爆料,便利蜂除现有的8个智能货柜试点城市及3个欲铺城市之外,剩余38个已铺设简易无人货架的城市将全部撤站。并在之后宣布进行智能货柜转型升级。

便利蜂由去哪儿创始人庄辰超在2016年12月创办成立,涉及便利店、无人货架、共享单车三个业务。除了宣布无人货架点位数迅速达到5万点位以外,便利蜂还在去年12月收购了领蛙。

“便利蜂、猩便利在去年下半年行业最火时,都犯了一个错误,单纯认为我的点位多,这场仗就赢了。其实不是这样。”陈惠鲁说道。苏宁小店项目负责人鲍俊伟则表示,一些企业在商品上做补贴,目的就是为了冲到一定单量,然后去融资,但是后来却融不到资,“因为那个数字有可能是假的,是高补贴之下砸出来的假数字。”

蒋海炳至今仍觉得无人货架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在资本进入以后被无限制的补贴和恶性竞争搞垮了。“纯粹拼点位数不计货损,整个行业都搞坏了。而且这是个破伤效应,一旦搞坏了,再想恢复难度就非常大,甚至回不来了。”

据蒋海炳介绍,领蛙2014年在杭州成立,运营一年多以后接近盈利。500个点位做精细化运营,一个货架每天60元到70 元的流水,每月有1500 元的流水,货架的成本在300元左右,铺货的沉没成本大概是在2000元,这样算下来基本能实现盈利。“其实这是一个慢活,一年就做400、500个点位,但在资金狂砸之下,一个月就要求做500个点位,在指标之下就会放松选择的标准 。”

不同于蒋海炳,在原创始人、远望资本创始人程浩眼里,无人货架还是一个没有被验证的商业模式。他告诉记者,无人货架的风口就持续了半年。“普遍的VC都认为无人货架的风口结束了,甚至很多VC当时就不看好这个赛道。”

“全凭用户的自觉太考验人性了,事实也证明跑在头部的几家运营得不是很好。”作为早期投资人,程浩在考察过无人店、无人货架、智能货柜等多个赛道后,选择投资可以规避货损的智能货柜。

程浩认为出现问题的企业不排除内部管理上存在问题。“一线城市还没铺好就去拓展二三线城市,200人规模的企业还没做好,就去拓展到30人的企业。”他以P2P行业做类比,融资P2P必须得放大规模,但一放大规模,风控就变弱。如果继续下去未来就会出现很多坏账。

智能货柜替代货架

“收购国贸、总部基地、中关村、望京一带的30人以上(企业的)点位,有意者私聊,另招收商务BD。”3月26日,在记者加入的一个无人货架商务BD群内,便利蜂的市场推广人员发布了收购点位信息。此后的几天,这样的状况一直在持续。

便利蜂在宣布转型升级智能货柜后还在进行市场扩张工作,行业一个普遍的做法是从其他企业那里买点位,根据行情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记者从上述人士处了解到,便利蜂目前在北京地区的市场推广人员近200人,分20个小组,且还在持续招人。每开拓一个点位销售得到提成300元,每月每人有7个智能货柜的任务,达不到7个后面将临淘汰。除此之外,入驻后企业员工在货架上买东西基本都可以享受满减活动。

而在入驻的企业标准上,多位便利蜂市场推广人员告诉记者,现在标准比之前严格了,还有审批流程。“部分区域是30人规模的公司才可入驻,像国贸、大望路、总部基地、中关村,还有一些其他写字楼密集的区域30人规模可入驻,其他地区一律50人以上规模才可入驻。”该人士对记者说道。同时,他向记者展示了如何用话术撬走竞争者的点位。

虽然对于转型智能货柜的原因和成本问题,便利蜂方面并未给出回复,但是多位便利蜂市场推广人员告诉记者,因为货架的货损率太高,不得不做出转型。

3月初便利蜂无人货架宣布升级为智能货柜,给出的解释是,智能货柜能够有效解决无人货架的货损痛点,实践中能够减少90%以上的货损问题。在此基础上,由于通电、在线的特性,运营方能实时掌握每个点位的库存信息,补货会更加精准、及时,也因此有条件推出高单价、短保商品满足用户需求。

猩便利公关在4月4日告诉记者:“我们也考虑了有些点位存在货损高的情况,所以会以智能货柜部分替代货架,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对此,鲍俊伟直言:“我觉得与用什么设备没关系,核心还是基础运营能力的问题,包括供应链建设和物流体系建设。”他认为,无人货架是重模式,运营成本过高,除物流和供应链建设,每天还要维护货架和盘点货物。他透露投资者在每日优鲜、便利蜂和猩便利中更看好每日优鲜的模式,因为相比其他几家,每日优鲜有自己的前置仓和供应链,竞争力在于成本比别的企业低。

3月21日记者在便利蜂总部大厦内体验了“蜂小柜”智能货柜,扫码开门取出商品后,商品信息和价格会出现在结算页面并进行自动扣款。据悉,这款货柜采用的是RFID(射频识别)技术,目前的智能货柜采用的技术分为RFID、重力感应、视觉识别等几种。但无论是利用哪一种技术的智能货柜,目前都远未达到成熟和大规模普及的程度。而且智能货柜的成本不菲,价格在几千元到1万元不等。

国内无人店解决方案服务商YI Tunnel也在研发智能货柜,其智能货柜采用视觉识别技术。该公司创始人吴一黎告诉记者,RFID技术的成本在于需要大量的人力将芯片标签贴到商品上,因为目前RFID技术在零售业还未利用到生产端。每一个芯片的成本大概0.3元,人工贴一个标签的成本在0.2元到0.3元,一个商品单是标签的成本就在0.5元。而且采用这种方式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规避盗损,消费者撕掉标签,放在冰柜里,将东西直接拿走,则依然无法完成付费。

一天冒出一家厂商

据吴一黎介绍,目前做智能货柜的厂商很多,基本一天就有一家厂家冒出来。

“我觉得已经是风口,现在看智能货柜的投资人太多了。”程浩说道。程浩投资的哈哈零售创始人樊伟告诉记者,每天会有四五个投资人来跟他们接触。程浩认为,智能货柜本身还不够成熟,自动售货机比较成熟但不智能,未来智能货柜会逐渐取代自动售货机。他同时强调智能货柜不是由无人货架行业发展催生的,其核心不是办公室场景,对标的是传统售货机。智能货柜因为价格更便宜,支持的货品更多,适用的场景也更多,相比办公室无人货架是一个更大的市场,有上千亿的规模。

在程浩看来智能货柜正在成为一个新的风口,但是在蒋海炳看来,无人货架企业去做智能货柜,只是在讲另一个故事而已。“最基础的商业模型不通,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收集这些用户数据还不是卖东西吗?难道收集完这些数据是为了卖数据吗?”

蒋海炳认为现在最基础的单门智能货柜的成本在7500元,将如此高成本的设备放在办公室场景,硬件成本两年内很难收回来。鲍俊伟认为设备的成本必须要控制在2000到3000元 ,如果超过这个成本则很难赚钱,因为补货和运营成本至少在20%以上,且商品的毛利做不到30%。

鲍俊伟透露,苏宁的做法是,以苏宁门店为中心,在每个店周围选择质量好的企业放30组货架,目前货架数量在数千个。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初苏宁在宣布进入无人货架领域时,同时布局了无人货架、自动售货机和智能货柜。鲍俊伟介绍,大部分入驻企业还是以无人货架为主,但是在一些盗损率高和客户有要求的地方则放置智能货柜,社区等半开放场景则放自动售货机。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让更多的人不敢随意做这个事情了。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不然的话动不动就有人跳进来做,把我们的成本就拉高了。”提及无人货架行业这半年的变化,鲍俊伟说道。

原标题:如果“脸书泄密”发生在中国,会违反什么规定?| 新京报专栏

按照隐私法律逻辑,平台采集和使用用户隐私既要符合法律界限,又要事先告知用户并征求许可。网络隐私就像一把双刃剑,法律需要保证的就是剑柄应该握在用户自己手里。

▲图/新京报网▲图/新京报网

文 | 朱巍

最近,脸书(facebook)公司涉嫌滥用用户数据事件引发全世界对网络隐私的恐慌情绪。3月中旬,脸书承认,曾在2016年帮助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违规获得了5000万脸书用户的信息。

与此同时,3月26日,百度CEO李彦宏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关于“中国人很多情况下愿意用隐私换取便利、安全或效率”的言论也引发广泛争议。

对隐私问题,我国有多层立法模式

那么,用户在大数据时代中的隐私权界限到底是什么?这就必须从网络时代隐私权的法律逻辑谈起。

民事法律层面的隐私权作为一种具体人格权,在性质上属于绝对权和对世权。换句话说,就是除了权利人本人以外的所有主体,包括但不限于网站、其他网民、第三人等都是这种权利的义务主体。同时,隐私权作为民事权利也可以由权利人自己进行处分,比如,在网上公开自己的信息,授权给依法成立的征信公司获取数据,还包括与平台签订协议,为了自己的利益让与一定权利内容等方面。

▲图/新京报网▲图/新京报网

从网络实践看,网络隐私的范围很大,既包括用户的身份信息,也包括网络行为产生的数据。网络身份信息涵盖用户实名身份信息、注册信息和虚拟地址信息等足以精准到个人信息的数据,在法律性质上仍属于传统隐私权涵盖范围。至于网络行为产生的数据信息,因直接或间接都无法精确到自然人,所以法律性质更像是知识产权。所以,以网络实践为基础,在立法上,我国对隐私出现了多层立法模式。

一是,严格保护传统隐私权——用户个人信息,我国以扩张解释的系列刑法修正案构建起隐私保护的最严厉底线。

二是,区分个人信息与大数据之间的关系,《网络安全法》第76条明确了法律所保护的个人信息范围,即“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换句话说,除此之外的数据信息则属于大数据性质,不在隐私权保护体系范围之内。我国《民法总则》在三审稿中,曾将数据信息权明确列为知识产权客体,后因数据信息与隐私权关系尚未得到立法明确界定,出台时删除了这一款,以待即将出台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再做最后定论。

三是,明确个人数据控制权。从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开始,到《网络安全法》,再到《侵权责任法》及其司法解释,都分别将用户数据控制权作为人格权的重要基础性权利。特别是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启的“一法一决定”执法检查中,重申了用户对自己数据的控制权,明确将账号删除权也作为执法重点,可见,最高立法机关对个人数据控制权的重视程度。

多层立法模式是为适应新经济发展

从立法现状的角度看,网络隐私保护的法律逻辑在于三点。

首先,身份信息等敏感信息是法律保护最高等级,任何人触犯都将受到刑事法律最严格的处罚;其次,对大数据等不可识别的隐私信息更像是知识产权,按照商业规则和惯例,以“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基本原则进行处理;最后,强化用户对自己数据的知情权、控制权和处分权,确保数据权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

多层级的网络隐私法律逻辑,主要是为了适应网络大数据经济发展需要。大数据的来源与它的商业价值一样广泛,其中用户数据是各个平台最重要的数据源之一。用户网络行为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决定着商业使用与隐私权之间的微妙关系。

网络平台采集用户行为数据进行商业使用的合法前提至少有三个:一是未经用户允许不得采集、使用和处分具有可识别性的身份信息;二是即便在征求用户同意之后,也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或约定过度化使用,整个过程必须遵循“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基本原则;三是平台在技术上和制度上,要确保用户充分享有对自己数据的知情权、退出权和控制权。

脸书违规获取数据侵犯公众隐私权

按照这种法律逻辑,假如“脸书”事件发生在中国,会违反什么规定,又该担何责?我们可以对该事件的几个重要行为进行分析。

第一个行为,涉事机构——剑桥分析委托脸书进行数据调查,其目的在于预测大选结果,而脸书却以“性格测试”为幌子,让27万用户在不知情的前提下提交了自己身份信息和社交信息。

▲图/新京报网▲图/新京报网

第二个行为,脸书通过27万参与用户为渠道,获取了他们超过5000万的社交好友资料,并转交给委托方。

第一个行为违法的根本原因在于,脸书对用户进行了诱导欺诈,获取他们个人信息目的不在于性格测试研究,而在于政治选举预测。这就直接导致用户授权属于“伪授权”,换句话说,脸书违法获取用户个人信息数据并以商业模式转让给第三方。

第二个行为违法之处更为明显,参与测试的只有27万用户,而脸书获取的个人信息却超过5000万个。也即,绝大多数用户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个人信息被脸书伙同其他“好友”非法转让给第三人,这是典型的侵害个人信息犯罪的范畴。

按照隐私法律逻辑换个角度,假设脸书从最开始就明确告知用户参加的项目是什么,所搜集、处分的信息类型、用途、期限等明确告知用户,经用户同意后再行处理的话,这个事件的性质就会大不一样。

企业获取数据前提是用户知情

而李彦宏关于“隐私换便利”的言论,之所以引发网友反弹,则在于大多数时候,他们是不得不让渡自身某些隐私来换取便利、安全或效率。

按照上文的法律逻辑,平台采集和使用用户隐私既要符合法律界限,又要事先告知用户并征求许可。如果用户知情并“愿意”这样做,用隐私利益换取安全、效率和便利,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我们使用车载导航系统,用导航前提是平台知道我们的具体位置隐私,一旦车辆发生碰撞等意外,有的互联驾驶系统会自动报警或通知家人。而家人的电话号码或车辆突发事件都属于隐私,为了用户安全考虑,在事先征求用户同意的基础上,用“隐私有条件地换便利”也未尝不可。

但是,同时,平台利用用户隐私需要基于用户利益和遵循用户协议。互联网免费经济时代中,网民免费使用绝大部分网络服务的基础,在于平台可以通过精准广告等大数据模式获取商业利益。在用户许可的情况下,让渡隐私权中安宁权的一部分,通过接收广告等方式支付网络服务的“对价”,让免费使用服务的用户也变成消费者,受到更好的法律地位,这就是互联网经济的实践现状。

当然,我们强调隐私保护,也不是去否认网络的商业逻辑,而是必须遵循隐私的法律逻辑。网络隐私就像一把双刃剑,法律需保证的是剑柄应该握在用户自己手里。